一、秉持质朴 励行务实

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善于纳谏、注重实干的明君。他在位期间，大力倡导质朴务实之风，致力于创造一个文风清新、吏治清明的时代。

太宗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梁武帝萧衍沉溺于虚华辞藻，不屑实际行动。在贞观二年，他对群臣说：＂梁武帝只知道与臣下们谈玄说理，却不理朝政，以至侯景作乱时，百官无人能骑马御敌。相比之下，梁元帝萧绎在北周大军压境之时，仍沉浸于讲授《老子》，臣子们只能束手无策，穿着军服恭听讲座。这真是个极好的警示啊！＂太宗对梁武父子的做派嗤之以鼻，他要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，让国家走上强盛之路。

为了让臣子们谈经论道少一些，多关注现实问题，太宗对官方文章中的浮夸习气予以批评。他告诫房玄龄和其他史官们：＂朕见《汉书》中收录了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等篇章，虽然文采斐然，却于政事毫无助益。朕所修订的史书，应当让朝廷上下的奏章都以质朴诚恳为上，无论措辞如何，只要忠君爱国，皆可编撰入史。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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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宗崇尚实干的治国理念，不仅体现在文风的改变上，更反映在臣子的作为中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朝中重臣们个个敢于直言进谏，以良策实政匡扶社稷。其中，魏征就是这一时期备受推崇的谏官代表，他慷慨激昂的＂清谏＂为后世传颂。正是在太宗的倡导下，唐朝逐步形成了一种崇尚质朴、提倡务实的社会风尚。

君主身先士卒，臣子自然踊跃效仿。在唐太宗的引领之下，贞观年间涌现出大批务实能干的宰辅名臣。他们摒弃虚浮浮夸，脚踏实地为国效力，共同开创了＂贞观之治＂的太平盛世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姚崇、宋璟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军事等领域建树颇丰，成就卓著，令后世仰慕不已。

太宗志在变革，号召臣工同心协力，在全国范围内营造＂崇实黜华＂的清新政风。他不仅身体力行，更赏识提拔注重实干的贤臣，使得唐朝的官员队伍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气象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，唐代官员遂形成一种质朴无华、专注实务的独特风格，为唐朝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。太宗崇尚实干的治国方略，可谓是唐代多贤臣、兴伟业的关键因素。

二、房杜并作 律法新章

房玄龄与杜如晦，堪称贞观年间的＂黄金搭档＂。二人在唐太宗的重用下，通力合作，制定律法，革新体制，为唐朝的繁荣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房玄龄是一位忠君爱国、兢兢业业的宰辅，他对国家大事事必躬亲，鞠躬尽瘁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曾因房玄龄劳苦功高而特意嘉奖，并号召群臣向他学习。房玄龄虽位高权重，却从不居功自傲，依然夙兴夜寐，勤勉不怠。太宗常感叹房玄龄与杜如晦等人每日要处理上百起案件，非常辛劳。他一方面高度赞扬二人的实干精神，另一方面也提醒他们要注意分清轻重缓急，把精力放在最需要决断的大事上。

杜如晦则是一位机敏果断、处事不惊的能臣。他协助房玄龄处理政务，每当遇到疑难杂案，总能拍板决断，不让案件久拖不决。杜如晦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，得到了太宗的高度认可。房玄龄与太宗商议国政时，也常说：＂杜如晦不在，不可定夺。＂足见杜如晦之能力与房玄龄之信任。

房杜二人最重要的贡献，是协助太宗制定律法、革新体制。面对近年来官员人数膨胀、效率低下的弊端，房玄龄进谏道：＂治国用人，贵精不贵多。＂太宗接纳其言，命房玄龄会同杜如晦等斟酌官员数额，务求以最精简的人员配置，发挥最大的行政效能。房杜二人对此进行了详细筹划，拟定了一套严谨的吏治方案，确定文官总数为七百三十人。太宗对方案十分满意，当即颁布实行。这一改革大大提升了行政运作的效率，实现了＂省人增效＂的目标。

在完善吏治的同时，房玄龄还悉心研究法律，主持修订了唐朝第一部成文法典《贞观律》。他参考隋朝旧律，删繁就简，使律文由原来的五百条缩减至二百六十条，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二十条新律。这部法典打破了依附于礼的传统，确立了独立的法律体系，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《贞观律》的颁行，不仅大大简化了司法程序，还体现出＂罪刑法定＂等进步理念，推动了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发展。

房杜二人的通力合作，不仅促成了《贞观律》的诞生，也为唐朝高效廉洁的政治生态奠定了制度基础。杜如晦生前，负责主管吏部选官、惩处贪腐等事务，他明察暗访，铁面无私，让那些敢于以权谋私者无处遁形。房玄龄则倾己所能，协助太宗处理军国要务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二人不仅是同僚，更是挚友，在朝堂之上亦师亦友，携手共创贞观盛世。

正是有房玄龄、杜如晦这样的＂贤臣名辅＂，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才得以付诸实践。二人严于律己，又不乏创新之能，始终以＂为国分忧、为民造福＂为己任，谱写了一曲惠民康民的时代赞歌。纵观房杜二人的事迹，不仅让人肃然起敬，更令后人感佩不已。

三、姚宋革弊 勤政爱民

继房杜二人之后，姚崇与宋璟接过了变法革新的接力棒。他们怀着勤政爱民的赤诚之心，力排众议，推行改革，为大唐朝的长治久安竭尽了全力。

姚崇是一位足智多谋、精明干练的宰辅。他先后辅佐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三朝，并两度出任宰相。姚崇治国有方，尤其擅长军事谋略。他对边疆防务了如指掌，巡视军营哨所时，对士兵人数、武器装备、粮草储备等了然于胸，令闻者无不叹服。玄宗即位初，召见姚崇询问国事，姚崇从容应对，诸多建言皆切中时弊，玄宗当即任命他为宰相。

姚崇的改革措施涉及方方面面。他建议废除武则天时的严刑峻法，推行仁政，体恤百姓疾苦。针对官僚机构臃肿、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，姚崇大刀阔斧进行精简，裁汰冗员，提拔贤能，一举扭转了吏治涣散、官场腐败的局面。

姚崇在位期间，还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旱灾。公元715年，关中大旱，蝗虫横行，庄稼颗粒无收。当时不少地方官员还笃信蝗灾乃天谴，不敢妄自捕杀。姚崇则从古籍中找到了应对之法，上奏玄宗，得到了准允。他随即派员前往灾区，指导百姓设法捕捉蝗虫，并晓以利害，讲明灾情再不控制，百姓将面临断粮之苦。在姚崇的督促下，各地官员发动民众，捕杀蝗虫数十万斤，总算控制住了灾情蔓延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

宋璟接替姚崇出任宰相后，同样兢兢业业，为民造福。他曾任广州都督，在任期间，看到百姓多居土屋，极易引发火灾。宋璟遂倡导民众建造砖瓦房，提高居住安全。他离任之际，广州百姓为其立下＂遗爱碑＂，以表感恩。但宋璟却上书玄宗，请求禁止此类崇拜之举。玄宗应允了他的请求，此后官员＂遗爱碑＂之风才渐渐止息。

宋璟对科举制度中的弊端也深恶痛绝。他发现一些权贵家庭凭借恩宠，得以将子弟输送入仕，即使他们资质平平，也能高中。宋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，他与李朝等人一起寻求科举改革，废除了一些不公平的规定，选拔标准也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才能。宋璟还革除了长期困扰科举的＂射利＂之风，他禁止考官亲自出题阅卷，改由考生互相评判。这一改革虽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弊端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试的公平公正。

姚崇与宋璟不仅能力出众，而且清正廉洁，从不贪图私利。姚崇去世时，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宅子都没有，只好归葬在一座古寺中。宋璟也是一身正气，从不趋炎附势，即使面对权贵，也敢于直言进谏。二人以身作则，以俭为荣，为后世官员树立了＂清官＂的典范。

纵观姚崇、宋璟二人的从政生涯，处处闪耀着无私奉献的光辉。他们不畏权势，敢于改革，以一己之力推动唐政日新，可谓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二人的所作所为，既彰显了唐代宰辅的勤政爱民情怀，也为＂贞观之治＂的深化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四、唐君重道 人杰辈出

唐太宗是一位十分爱才惜才的君主。他常常褒奖那些勤勉尽责、一心为国的忠臣良吏，为他们创造施展才华的舞台。在唐太宗的大力提拔下，一批批贤臣名相脱颖而出，成为唐朝鼎盛的中流砥柱。

＂为官清廉＂是唐太宗对臣下的基本要求。他在《贞观政要》中记载，房玄龄和魏征两位重臣去世后，他派人去察看他们的家宅，结果发现二人家中都十分简陋，没有多少财产。太宗由此感慨道：＂吾之股肱，清贫如此。岂非朕之幸耶？＂由此可见，太宗对那些两袖清风、一心为公的官员是多么欣赏。

唐朝的宰相们以俭朴、勤政著称。据史料记载，姚崇去世时，官邸窄小破旧，只能将他葬于兴唐寺。宋璟也是一身正气，生活检朴，从不以权谋私。他们以身作则，影响和带动了整个官僚队伍，形成了一种清正廉洁、专注实干的良好风气。

在唐太宗的感召下，无数贤臣实干家竞相为国尽忠，成就了＂贞观之治＂的伟业。当时的宰相们各有所长，又能通力合作。岑文本、房玄龄等人以清廉著称，王珪、魏征等以直谏闻名，姚崇、宋璟等则勤于为政、体恤百姓。他们各展其才，同心协力，谱写了一曲昂扬向上的时代乐章。

唐太宗在用人方面，从不拘泥于出身，他喜欢那些言行一致、敢说敢为之人。魏征虽出身寒微，但因其敢于直言、勤于国事，深得太宗信赖。太宗还常常与群臣探讨治道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，集思广益。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，让广大官员感到备受鼓舞，竞相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皇恩。

唐代官员能以勤廉治国，还与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有关。科举打破了门阀垄断，让更多平民子弟有机会加入仕途。虽然当时的科举还不够成熟，仍存在一些弊端，但总体而言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才选拔机制。这些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，多有实学志向，他们渴望在朝堂之上大展宏图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建功立业。这无疑为唐朝的繁荣稳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。

可以说，唐太宗崇尚实干的理念，是滋养贤臣蔚起的沃土。他以识人之明、容人之量，广开进贤之路，为唐朝的人才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些年轻有为的官员们在他的麾下健步如飞，以其满腔热忱和卓越才干，推动大唐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。

正是在君臣共同的努力下，唐王朝呈现出了勃勃生机。四海宾服，万邦来朝，大唐的辉煌令天下瞩目。后世虽不能亲睹盛唐气象，但仍从众多实干名臣的业绩中窥见一斑。他们的事迹无疑是中华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，永远激励后人砥砺前行，创造属于新时代的辉煌。

参考资料：

发布于：陕西省